编者按： “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，它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……”每个新中国的少先队员都熟悉这段话，也都曾有过把这块小小的“三角形”当作珍宝的历史。如果说小孩子也有“虚荣心”的话，那最初一定是被红领巾点燃的——无关名利，只是如果能早早加入少先队的大家庭，前进的步子就会有更大动力。
即将到来的１０月１３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５６周年的日子。让我们一齐把手探向胸口，虽然已经触不到那团会随风跳跃的“红火苗”了，但相信余温还在——只要信念尚存，就依然能够指引我们前进。
我戴上红领巾，妈妈笑了
□唐生德
我出生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初，４岁那年父亲病逝，母亲独力拉扯我们６个孩子艰难度日。由于缺少父亲的教导，我从小就很顽皮，老师们都拿我头痛。二年级时，班上几个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加入了少先队，看到他们系上鲜艳的红领巾，我心里别提多羡慕了。但由于表现不好，直到升上四年级，我的脖子上还是光光的。
四年级开学时，换了一个姓罗的班主任。上学第一天，班上两个尖子生指着我的破衣服，嘲笑我是“寡妇儿子倒霉蛋”，我个子矮小，却毫不畏惧地扑过去和他们扭打起来。罗老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，没有责怪我，反而批评了他们，这让我觉得他是个公正的好老师。那一学年，我进步很快。“六一”儿童节前几天，我终于接到了入队的通知。
“六一”前一天，我却发起了高烧，妈妈说我出麻疹了。虽然烧得晕晕乎乎，但我坚持不肯请假，用毛巾包着脸赶到学校。宣誓的时候，同学们都在偷偷地笑我，罗老师没有笑，他亲手给我系上红领巾，还大声对所有同学说：“唐生德同学带病坚持参加宣誓，值得大家学习。我想他会珍惜红领巾的荣誉，成为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少先队员。”这是我上学以来第一次得到表扬和鼓励，鼻子一下就酸了。
回家后，我到处找妈妈，她正跟队里的人在山上开荒。妈妈看到我戴着红领巾，开心地笑了。妈妈笑起来真好看啊，自从爸爸去世后，我就很少看见她笑了。虽然那时并不是特别明白原委，但我直觉妈妈的笑容与红领巾有关——只有儿女的荣誉才能令她扬眉吐气！从那以后我开始发愤读书，因为我留恋妈妈的笑容，希望能经常看到她笑得那么好看。
现在回忆起来，戴上红领巾的那刻我突然长大了，认识到荣誉和被尊重对一个人多么重要。长大后，我也总是有意识地追求荣誉，努力用成就去改变别人的目光。今年春节回老家时，竟在妈妈的抽屉里看到那条红领巾——虽然已经褪色，还被虫子咬了几个洞，但妈妈却一直珍藏着。抚摸着那条见证我成长历程的红领巾，我知道，不管是妈妈还是我，都在心里把它当作激励我前进的一面旗帜！
红臂章 红领巾 红胸章
□戴云
１９７１年的儿童节那天，我成了一名光荣的红小兵。红小兵是“文革”后少先队员的代名词，在当时是个很有时代感的新名词。
能够当上红小兵是很光荣的，在我寄读的这所农村学校的５００多名学生中，红小兵只有１０名，一年级仅我一人。因此，戴上“红小兵”臂章的那一刻，我心里既高兴又紧张还害羞。
次年，我转到矿上的子弟学校读二年级。又是在儿童节，学校举行了入队仪式，我的胸前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。
我是第一次看见红领巾——“文革”后，到处都是戴各种红臂章的人，戴红领巾的并不多见。此时的我，内心的激动更胜从前，不过当务之急是，如何将这块红红的长长的三角巾系好。
相对于红臂章，我更喜欢红领巾，那是因为红领巾飘荡在胸前，对女孩子来说还是件不是装饰品的装饰品，尤其是当时戴红领巾的女孩子为数不多，走在人群中是很显眼的。
每天早晨，我会把红领巾仔细系好，还要对着镜子反复审视。放学回家，我放下书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红领巾轻轻解下，拉平褶皱后压在枕头下。每到周末，我还会把红领巾用清水揉搓干净，晾在门前晒出阳光的味道来。虽然红领巾是棉质的，容易皱，还容易掉色，但由于我的爱惜，这条红领巾一直伴随我到小学毕业。
当然，戴红领巾不是摆看的，更重要的是——洗礼灵魂。“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，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，我们要沿着先烈的足迹前进”！这句话成了激励我成长的力量，红领巾也因此成了我努力学习的动力之源。
在红领巾的映照下，我健康快乐地长大了。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后，我摘下红领巾，改为佩戴红卫兵的红胸章。直到后来，连红胸章也摘下了。
可惜的是，中学毕业后辗转了几个城市工作和生活，我原本有心一直珍藏下去的红臂章、红领巾和红胸章终于在一次“迁徙”中集体“失踪”了……幸好还有文字，可以帮我留存当年的记忆。
两条红领巾，两位女性的爱
□小拇仔
１２岁那年，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。这一荣誉于我而言，可谓是姗姗来迟。那时候，父亲的“政治身份”模糊不清，阶级的烙印同样深刻地“烙”在了我身上。然而，鲜艳的红领巾一直飘扬在我童年的梦想里。直到我上了三年级，遇到她，梦想才得以实现。
她叫孙向红，是从上海下放到我们这个小县城来的知青，也是我的班主任。我的父母都是上世纪６０年代初高校毕业的知识分子，带着我，也是从上海被下放来的。孙老师十分敬重我的父母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年轻的她排除种种阻扰，并说服了教导主任，终于为我争取到一条梦寐以求的红领巾。为此，孙老师还蒙受了当时一些“进步分子”的攻击。
然而，在我得偿所愿后不久，意外发生了。那是一节体育课，我取下红领巾搭在篮球架上，下课后却惊讶地发现它不翼而飞了！我不敢报告老师，不敢声张，只有发了疯似的四处寻找。最后，绝望中的我一头扑进了母亲的怀里，嚎啕大哭。
母亲轻抚我的脸颊，从古旧的箱子底层找出一块红色的绸缎（多年后，我才知道那是母亲结婚时，我外婆给做的旗袍），开始用画粉涂描，并且裁剪起来。简陋的瓦屋中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母亲飞针走线，连夜为我缝制了一条红领巾。次日早上，当我戴上这条红领巾去上学时，似乎依然能感觉到母亲的体温，它给了我一种柔软而又坚强的感动……时至今日，记忆犹新。
没想到那天下午，孙老师就把我叫进办公室，原来，一个同学拾到了我被风吹走的红领巾，交到了老师那里。我好奇地问她怎么知道是我丢的。孙老师慈祥地笑了，告诉我说，因为她注意到我的红领巾一直比其他同学的都要干净平整，而且，今天我脖子上戴的这条质地明显不同，她猜想一定是我妈妈的手艺……
如今，我的孩子也大了，入队第一天，扬起红领巾对我炫耀：“爸爸，你小时候是不是少先队员？有没有戴过红领巾？”我自豪地说：“当然！”应孩子的要求，我从箱底翻出来给他看。虽说那两条红领巾都有些褪色了，但它们凝聚着两位善良女性对我的厚爱，我会把它们珍藏一生。
